周海婴在他的《鲁迅与我七十年》里头有笔叫人看得惊心动魄的纪录,直到今天都还不时给人拎出来讨论。话说:“1957年,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。湖南老友
罗稷南先生抽个空隙,向毛主席提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: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,他可能会怎样?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,具有潜在的威胁性。不料毛
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,深思了片刻,回答说:以我的估计,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,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”。
当年这番话之所以引起轰动,是因为鲁迅乃少数没被中共贬毁过的现代作家之一;不只不贬毁,而且中共还把自己当成文艺领域的鲁迅嫡传,奉之如祀先贤。没想到冷静且冷酷的老毛竟能冷到这个地步,说得出这样的话,可见他果然实际。
后来我读陈丹青的文章,才发现自己从前看《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》,居然没注意到原来胡颂平也曾问过胡适类似的问题。胡适身在台湾,但对彼岸的情况也能掌 握大概。鲁迅要是还活着,会不会也像其他旧识那样被改造成“新人”,甚至如冯友兰那样主动献媚呢?胡适的回应是哈哈一笑,然后肯定地说:“鲁迅是不会屈服 的,他是我们的人”。
近几年来,我常常想起胡适这句简洁有力的断言,甚至想像他说这句话时的情景。因为我看到太多好友反目的事了,不管香港还是内地,许多昔日同道皆因一时政见 的歧异而走上了陌路,且不惮以最阴损最恶毒的言语去攻击对方的人格。然而胡适,他深知对岸形势之凶险,压力之沉重,却仍然毫不怀疑鲁迅的坚毅。看来他甚至 没想过鲁迅会“识大体不做声”;但凡鲁迅读者,恐怕都会同意胡适真懂鲁迅。
最感动我的,当然还是“他是我们的人”这六个字。任谁都晓得,鲁迅是胡适最大的论敌;聪明如胡先生,自然也知道他俩将在历史上被后人并举为风格和意识形态 的两端;但他还是要说“他是我们的人”。这个“我们”指的当然不是政治见解上的“我们”,而是心灵自由、始终一如的“我们”,是身为真正有担当的独立知识 份子的“我们”。他知道要瞭解一个人,不在一时分合,而在他一路下来的言行。即便歧异若此,他相信鲁迅终究是“我们的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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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这番话之所以引起轰动,是因为鲁迅乃少数没被中共贬毁过的现代作家之一;不只不贬毁,而且中共还把自己当成文艺领域的鲁迅嫡传,奉之如祀先贤。没想到冷静且冷酷的老毛竟能冷到这个地步,说得出这样的话,可见他果然实际。
后来我读陈丹青的文章,才发现自己从前看《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》,居然没注意到原来胡颂平也曾问过胡适类似的问题。胡适身在台湾,但对彼岸的情况也能掌 握大概。鲁迅要是还活着,会不会也像其他旧识那样被改造成“新人”,甚至如冯友兰那样主动献媚呢?胡适的回应是哈哈一笑,然后肯定地说:“鲁迅是不会屈服 的,他是我们的人”。
近几年来,我常常想起胡适这句简洁有力的断言,甚至想像他说这句话时的情景。因为我看到太多好友反目的事了,不管香港还是内地,许多昔日同道皆因一时政见 的歧异而走上了陌路,且不惮以最阴损最恶毒的言语去攻击对方的人格。然而胡适,他深知对岸形势之凶险,压力之沉重,却仍然毫不怀疑鲁迅的坚毅。看来他甚至 没想过鲁迅会“识大体不做声”;但凡鲁迅读者,恐怕都会同意胡适真懂鲁迅。
最感动我的,当然还是“他是我们的人”这六个字。任谁都晓得,鲁迅是胡适最大的论敌;聪明如胡先生,自然也知道他俩将在历史上被后人并举为风格和意识形态 的两端;但他还是要说“他是我们的人”。这个“我们”指的当然不是政治见解上的“我们”,而是心灵自由、始终一如的“我们”,是身为真正有担当的独立知识 份子的“我们”。他知道要瞭解一个人,不在一时分合,而在他一路下来的言行。即便歧异若此,他相信鲁迅终究是“我们的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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